工农觉醒——泸溪工农运动兴起

文/姚亮亮

1926年，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激情也充满力量的年份，这一年，北伐战争高歌猛进、捷报频传，铁流的步伐，踏碎了旧军阀的堡垒，也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山河。正是这个时候，革命火种点燃泸溪大地，一大批仁人志士奔赴泸溪，投身革命，在沅水之滨掀起了一轮工农革命的新高潮。

一、火种落地

这年秋天，沅水两岸的稻浪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等待一场变革的来临。10月初，省农运特派员刘仕宝、宋鳌、曾文尧，踏着北伐的浪潮走进泸溪，与先行者谢策智汇合。这四个人的到来，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石子，涟漪逐渐扩散至整个泸溪。

他们动员当地心怀热忱的小学教员，一同走进五里洲、上堡、浦市、浦溪等地，与手掌粗糙、面容黝黑的贫苦农民并肩而坐。用朴素的语言，描绘着外面的革命风云；用尖锐的对比，揭露着世间的不公——那些手不操犁、脚不沾泥的人，为何享尽荣华？那些起早贪黑、做牛做马的人，为何食不果腹？

真理如同沅水的清流，冲刷着千年的蒙昧。他们告诉乡亲们：这一切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势力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脊梁上。穷苦人民要翻身，就必须组织起来，必须成立农民协会。

起初，恐惧像雾一样弥漫在人们心中：“他们有钱有势，我们斗不过，会不会被杀头？”农运骨干的回答铿锵有力：“他们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穷人是一盘散沙。当我们握紧拳头，山也要为我们让路！”

火，就这样点燃了。

10月中旬，五里洲率先举起了火炬，洲头、洲尾、张家村、杨家村、大溪、秤砣山、刘家滩相继响应。汪心一、胡光荣、张昌荣、杨昌道、杨正财、曾凡勇、刘自来——这些曾经默默无闻的名字，从此镌刻在泸溪工农革命史的丰碑上。到11月初，全县3个地区、17个乡村已建立农协，会员达1306人，贫雇农占七成以上。他们不再是散沙，而是泥土，是大地，是即将奔涌的江河。

1926年11月底，泸溪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县城东正街“同善社”挂牌成立。邓守钧为主任，胡光荣、杨人贤、颜步卿为委员。没有繁文缛节，没有虚与委蛇，在陈旧仓库里，他们围桌而坐，商讨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将“农民协会”这四个字，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全县每一个贫苦农家的心里。

1926年12月，刘仕宝作为泸溪代表前往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归来时，他带回的不只是文件，更是风暴——一场即将席卷泸溪的农民运动高潮。城郊、城南、南一区相继召开千人大会，宣告区农协成立。梭镖如林，红旗如云，“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第一次由农民的喉咙吼出，气势雄壮，震动了沅水。

农协成立后即用行动赢得人心。1927年2月，浦市农民杨甲子家水牛被劫，其兄赎牛归途反被辰溪驻军扣押。农协主任颜步卿亲往说理，据理力争，终使人牛获释。此事传开，乡民皆叹农协会之威。

然而，新旧思想的交锋，并非总是这般讲理便能了事。浦市镇上，有个自命清高的旧式文人，绰号“印佛痴”，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横竖看不顺眼，竟写对联辱骂农协会为“杂种”“畜群”。无独有偶，康家洲一个惯于欺善怕恶的曾姓地痞，也跳出来，在街头巷尾散布流言，公然诋毁农协会，企图摧毁农协会刚刚树立的尊严。农协会会员们闻讯，无不义愤填膺，几个精壮的青年会员，在组织授意下，依法依规将印佛痴与那曾姓地痞“请”到了农协，戴高帽游街示众。

经此二事，农协会不仅以理服人，更以力镇邪。许多原本观望、甚至心怀抵触的人，开始重新打量眼前这面红色的旗帜，不得不承认：农协会，是真真切切在改换这沅水两岸的天地了。

二、破旧立新

短短半年间，泸溪农民协会的红旗插到哪里，哪里就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誓言。农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以组织起来的力量，向千年封建堡垒发起了全面冲击。

1927年春，泸溪县饥荒蔓延。县农协筹成立“民食维持委员会”，强制大地主金元太、杨尊成、章万盛等人开仓平粜，勒令减租退押。更废除了“鸡谷”“田里鱼”这类赤裸的剥削——佃户除交租外，每户另交二十斤“鸡谷”，田中养鱼也要上交一半。农民们手持梭镖、鸟枪、扁担，高呼“取消鸡谷！取消田里鱼！废除不平等制度！”这一次，不再是乞求，而是宣告那些巧立名目的剥削制度从此作废。

当时，陈渠珍的部队在泸溪横行多年，其麾下的满威宁营更是恶名昭著，人民恨之入骨。1927年3月，县农协筹与县党部组织反军阀大游行，农民、工人、学生、商人肩并肩行进，打头阵的是农协梭镖队，小伙子们挺直腰板，后面跟着扛锄头、扁担的农民，穿粗布工装的工人，手持标语的学子，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打倒军阀吴佩孚！”“打倒土酋陈渠珍！”口号声震天动地，泸溪人民第一次用团结的力量，让反动军阀低下了嚣张的头颅。

在县城东河滩坪，县农协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大会，三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河滩上黑压压一片。土豪文商臣被押上台时，台下群情激愤。一个老农颤巍巍地上台，指着文商臣说：“你逼得我儿子远走他乡，今天终于遭到报应了！”这些话道出了无数农民的心声。

同样的审判也落到了税官吴侃头上。这个陈渠珍的爪牙，在泸溪设卡收税，连肩挑背扛的穷苦人都不放过。农协会员冲进税务机关时，他正在账房里数着白花花的银元。被抓后，这个往日趾高气扬的税官痛哭流涕，乖乖交出了贪污的赃款。

与此同时，破除封建迷信的斗争也在深入开展。在浦市，斗争更为激烈。美国传教士经营的“天主堂”多年来高高在上，中国教众见神父需低头躬身，不得直视。农协会成立后，一批青年会员率先向这种精神奴役发起挑战。他们冲进教堂，砸碎了十字架，赶走了传教士，围观的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更深刻的解放发生在每个家庭。千百年来，“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如无形锁链。如今，农协会会员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解：“不是命不好，是土豪劣绅剥削重；不是菩萨不保佑，是旧制度吃人。”这些话语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干涸的心田。

最触动人心的是“丫头”的解放。县城财主家买来的四五十个丫头，在农协会的斗争下重获自由。告示张贴那天，女孩抱头痛哭。农协会不仅要求无条件放人，还规定必须给予三个月口粮，允许带走个人物品。当这些曾经低眉顺眼的姑娘，挺直腰杆走出高门大户时，她们眼中闪烁的光芒，照亮了泸溪妇女解放的道路。

短短半年，泸溪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街上少了醉醺醺的赌徒，多了意气风发的农协会会员；少了愁眉苦脸的乞丐，多了互助合作的乡亲；少了低头碎步的小脚女人，多了昂首阔步的新女性。

到1927年4月，农协已覆盖54个乡村，会员超过万人。梭镖队成为农民自己的武装。一切权力，真正归于农协会。

三、血染黎明

然而，黑暗的反扑来得迅猛而残酷。

就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反革命的阴影已经悄然逼近。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爆发，许克祥的军队冲向省总工会、省农协，大刀砍向昨日还在街头演讲的共产党员。这一夜，三湘大地无数革命者的鲜血浸透了土地。

消息传到泸溪时，县农协筹备处的油灯正亮着。邓守钧、曾文尧等人围坐讨论春耕后的斗争部署，他们还不知道，那张扑向他们的网已经收紧。湘西“土皇帝”陈渠珍麾下的满营长，平日里横行乡里，对日益壮大的农会武装早已忌惮三分。如今，上峰的指令给了他们撕破伪装的借口。

5月25日晌午，省特派员陈福泽正在文一元家商讨下一步工作。突然，满营长马弁送来紧急通知，要求配合驻军镇压工农运动。文一元看完通知，面色凝重地递给陈福泽：“情况危急，你们必须立即撤离。”

陈福泽霍然起身，没有道谢，没有告别，迅速返回县农协筹，通知各负责人疏散。曾文尧、宋鳌等人连夜渡江至五里洲，通知胡光荣一同撤离。他们渡过沅水，躲到沅陵筲箕湾，宋鳌回溆浦花桥，其余三人逃至常德后各自分散，曾文尧、陈福泽逃去长沙，胡光荣在船上帮工，其余骨干分子也大多逃散到乡下躲藏起来。

当天，反动的满营长带领军队实行全城戒严，兵分几路，直扑各革命机关。县农协筹和工协筹因提前得到消息，已经人去楼空。但是，县一小的师生们却未能幸免。

面对突如其来的军队，校长黄传湘镇定自若。他整理好长衫，对惊慌的师生们说：“不要怕，真理在我们这边！”被捕时，他昂首挺胸，目光中毫无畏惧。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十余人。石光标、杨人隽、杨明权、孙龙……这些名字，昨日还在农协会名册上闪耀，今日已成阶下囚。他们被反绑双手，串成一串，押往沅水码头。岸边挤满了乡亲，无人敢出声，只有压抑的抽泣在风中飘散。

船开了，驶向下游的沅陵。

5月26日，被押去沅陵的革命人士的家属，每人凑一百块银元，托文一元赴沅陵与陈渠珍部属陈斗南团长说情赎人。最终，其他人员均被保释回家，唯县一小校长黄传湘未能赎回。

在沅陵的监狱里，黄传湘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5月28日下午，黄传湘被押出牢房时，阳光刺眼。他眯了眯眼睛，看见刑场上已经站着程涛、姚鉴雪几个人，还有几位沅陵的革命者。他们相视一笑，没有言语。烈士们就义时英勇不屈，姚鉴雪昂首阔步走在最前面，大骂反动派，带头高呼“替我们报仇的人在后头！”“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反动派将他（她）们杀害后“暴尸三日”，其残忍手段骇人听闻。程、姚等革命志士牺牲后，葬于沅陵县城郊。黄传湘的遗体运回泸溪那天，全城缟素。没有官方仪式，百姓自发沿街跪送。棺木葬于县城北三元宫南侧，碑文是亲友凑钱刻的：“大敌当前，灭志勇士；明达之后，必有杰人。”横批四个字：“前赴后继”。这不仅是给黄传湘的挽联，更是泸溪革命的墓志铭。

这场运动只持续了半年，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泸溪的夜空。它告诉人们：山，是可以撼动的；秩序，是可以重建的；尊严，是可以争来的。

那些在1927年春天倒下去的人，没有白白牺牲。他们的血，渗进泸溪的土地，成为后来者脚下的路。他们的声音沉寂了，但回声至今未绝。

今日，当我们漫步在泸溪新城，看沅水悠悠，青山依旧，不应忘记：在这片土地的某个春天，曾有一群人，为了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的朴素梦想，用最宝贵的生命，撞击过千年铁屋的厚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