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真金——泸溪党组织的坚守与再生

文/姚亮亮

1949年11月18日，是泸溪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经中共湖南省委和沅陵地方工作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泸溪县委正式成立，泸溪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美好新家园的伟大征程。从1926年的星火初燃，到1949年泸溪县委的正式成立，二十三年的烽火岁月，泸溪党组织的发展交织着牺牲与重生、挫折与奋起，如一支跌宕起伏而又激昂奋进的插曲，深刻诠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理。

一、工农革命的兴起与血沃沅水

1926年，泸溪革命星火初燃。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浩浩荡荡的北伐战争就此展开。随着北伐军进入长沙，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叶开鑫部驱逐出湘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南方农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同年9月，共产党员谢策智（慈利人）受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省执委派遣，以国民党省党部党务特派员身份来到泸溪，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来到泸溪后，谢策智团结一众，发动武溪、浦市两镇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城镇近郊的贫苦农民，第一时间组建了泸溪县农协筹、工协筹、县商民协会等革命组织。

在党的发动和特派员的深入工作下，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27年3月，泸溪县工人协会筹备处成立；到4月底，全县54个乡村建立农协会，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农民运动影响大半个县，不少乡村农协会还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梭镖队。农协会带领贫苦农民，将“一切权力归农协会”的口号变为现实，向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政治经济冲击。他们清算土豪劣绅，公审恶霸贪官，其声势让压迫者闻风丧胆；他们开展经济斗争，成立民食维持委员会平抑粮价，强制地主金元太、杨尊成、章万减租退押，并废除了“鸡谷”“田里鱼”等巧立名目的剥削制度，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他们甚至直面军阀，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公开反对反动军阀陈渠珍的统治，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此外，运动还延伸到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深层领域，破除封建迷信，倡导妇女解放，禁绝赌博陋习，树立了崭新的社会风尚。这些具体而有力的行动，猛烈涤荡了泸溪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蜿蜒曲折。就在泸溪工农革命的洪流看似势不可挡之际，一片来自远方的巨大乌云，已挟着血腥与寒流，悄然笼罩了1927年春天的泸溪。随着“马日事变”的发生，一纸纸“清党”“肃反”的密令，如同索命符，迅速下达到湘西各地，泸溪工农革命迎来了至暗时刻。好在，由于事先收到消息，省特派员陈福泽、宋鳌、曾文尧、胡光荣等人及时进行了转移，但仍有黄传湘、石光标、杨人隽等十余人被捕，被五花大绑押往沅陵。

1927年5月28日，这是泸溪工农革命运动最壮烈、最黑暗却也最闪耀着信仰光芒的日子。这一天的沅陵东关佘家桥河滩坪刑场，弥漫着血腥的肃杀之气。黄传湘、程涛等革命志士，身系镣铐，遍体鳞伤，却无一人的脊梁是弯曲的。他们大喊：“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替我们报仇的人就在后头！”革命志士英勇就义。他们的牺牲，标志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悲壮落幕，但也将不屈的革命精神化作了一颗深埋于泸溪大地的火种。

而这火种，注定不会熄灭，只会在黑暗中蛰伏，等待燎原之日的到来。最终在十余年后的抗日烽火中，重新燃烧成燎原之势。

二、抗战岁月的坚守与风雨如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撕裂了中国大地的宁静。当战火自北向南蔓延，湘西群山环抱中的泸溪，这个沅水畔的古老小城，意外成为了抗战洪流中的“诺亚方舟”。随着武汉、长沙相继告急，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潮开始向泸溪这座小山城涌动。1938年秋，两万余名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省的难民，拖家带口，踏上了泸溪的土地。

与此同时，30多个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学校、医院1.3万余人也迁入泸溪。其中，迁来县城的机关、学校有5个，军事单位20个，约5600人；迁入浦市的机关单位有14个，先后约8000人。

难民的流入也给泸溪带来一时繁荣。浦市街头，河南人开的“天然居”小吃部门庭若市；夜幕降临，茶楼酒馆的煤气灯将街道照得亮如白昼。但表面的繁荣下，却是物价飞涨的恐慌，家家商号门口都贴有一张告示：“时至抗战时期，货物时涨时跌，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深夜时分，《松花江上》的悲歌常在浦市街巷中响起，那是流亡者对故土的无尽思念。

同时，在这复杂的历史褶皱中，一批特殊的身影悄然到来，他们是以难民、教员、医生、学生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2月，春寒料峭时节，一场秘密会议在泸溪县城十字街的“战时书报供应社”内举行。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主持这次会议，商讨成立了中共泸溪县工作委员会，27岁的北平青年刁牧夫被任命为县工委书记，泸溪本地青年殷廷禄任宣传部长，女党员黄绍湘任组织部长。此时的县工委仅辖3个支部，党员39人，即常中党支部党员21人，省行政干校党支部党员3人，陆军二十二医院党支部党员6人，还有分散在书店、小学、纱厂的党员9人。

这个仅有39名党员的县工委，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他们以“战时书店”为据点，推销《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开时事座谈会，答复读者提出的有关抗日救亡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号召广大读者行动起来，团结起来，为保卫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而战斗。此时的“战时书店”，既是文化阵地，更是党的秘密联络枢纽。

说起县工委的宣传发动活动，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殷廷禄。这位年仅20岁的泸溪本地青年，当时是常德中学学生、县工委宣传部长，展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他通过周旋迫使国民党县政府同意成立“沅陵行署流动抗敌演剧队泸溪区队”；同时在进步青年学生中组织业余宣传队、歌咏队，经常到街头巷尾、城郊码头向群众演出，有时配以漫画墙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批驳“亡国论”和消极抗日言论，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

在浦市，另一条战线也在展开。江苏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的共产党员程今吾、俞文华等人，以江东寺为基地开展活动。身材瘦削、常穿深蓝色土布长衫的张凤山，每周定期站在浦市犁头嘴三角路口的长凳上演讲，控诉日寇暴行，呼吁人们“不要忘记沦陷区的同胞”。他们还组建了“浦市救亡话剧团”，经常到浦市街上演出，揭露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高唱《流亡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

至1940年初，泸溪地下党已发展到57名党员，建立了7个党支部，像一张无形的网，悄然覆盖了学校、医院、街道和军营。

历史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1939年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如阴影般笼罩全国。湘西地区进驻了一〇三师、九师、七十七师、第十一军约20万人，还有宪兵、税警7个团、交通警备队、别动队各一个支队，名为“剿匪”，实为反共。同时，在各大中学普遍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监视进步学生的行动。

1940年夏天，风暴终于降临泸溪。7月，常德中学教师曾祥信、学生顾嘉善被捕叛变，供出了殷廷禄、张永凯、严维汉等11名党员的名单。张永凯、严维汉随后也填表自首，支部书记李孝梅被校方勒令退学。常中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

更严重的打击接踵而至。1941年3月，县一小教员刘晨被捕后，在严刑拷打下编造了一份涉及63人的“异党”和嫌疑人名单。4月12日清晨，国民党泸溪县党、政、军、警全员出动，一个连的军队包围了常德中学，逮捕师生20多人，同时在小学、街道抓捕13人。灌水、熏香、竹签插指、火铁烙身……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在泸溪上演。尽管多数人最终获释，但常中地下党及进步力量已被彻底摧残。

浦市党组织也未能幸免。1940年10月，活跃分子肖宇仁被捕，经不住酷刑，供出了龙步云、周湘芝，二人在狱中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后被其家属保释放回家治病。但1941年春，镇公所和警察所又将3人逮捕，龙步云、肖宇仁再次入狱，坦白交待了参加共产党及浦市街道党支部的情况，使党组织受到彻底破坏。与此同时，陆军二十二医院的党支部也遭破坏，安玉昆、王志恒、杨继源、杨玉山、关玉文、任子超六名党员全部被捕。面对审讯，杨继源以沉默蔑视；杨玉山坦然承认曾随马占山将军到过苏联，但坚称：“人家不要我们，说我们是战败的人，怎么能谈得上参加共产党？”最终因无确凿证据，多数党员被释放，但均遭免职，党支部不复存在。

在这场白色恐怖中，两位县工委领导人的命运尤为悲壮。

刁牧夫，这位27岁的北平青年，1939年5月调离泸溪后，在蓝田（今涟源）继续革命工作。一次家中汇款暴露了他的真实姓名，遭特务逮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最终被假称解往益阳，途中秘密杀害。

殷廷禄的结局同样令人扼腕。这位年仅20岁的泸溪青年，因“共党嫌疑”被校方退学后，又遭反动当局日夜监视恫吓，不许外出治病。在身心双重折磨下，于1939年8月病逝家中，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抗日救亡事业。

至1941年春，泸溪7个党支部中，4个遭严重破坏，2个因单位撤销解散，仅陆军四十三医院支部因属军事部门特别党员而与地方无往来得以保全。泸溪地下党组织网络，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几乎被连根拔起。

然而，革命的种子一旦播下，就必然在适当的时候发芽。虽然党组织遭到破坏，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已深入人心。1945年6月，一场震惊湘西的自发性民众抗争在浦市爆发，成为泸溪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国民党在浦市组建“中央训练团第十八军官训练总队”（因总队长为原一百军少将师长晏子丰，俗称“一百军”），收容溃散的中下级军官。这些军官以“抗日有功”自居，强占民房，肆意拆墙挖洞，锯门板当床，拆神龛当柴，强买强卖，无恶不作，给浦市人民带来了灾难。

浦市，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古镇，从贺龙驻军打富济贫，到1926年农民运动斗争劣绅，再到1935年红军的短暂停留，革命思想早已浸润这片土地。面对“一百军”的暴行，人民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

6月11日，浦市各界代表在余家花园秘密集会，决定一边请求调离“一百军”，一边发动罢市三天。消息传开后，正在集训的各乡自卫队误以为要武力抵抗，个个擦枪磨刀，准备参战。

6月12日，浦市赶场日，人山人海。帮会头人杨正富从警察所借来一面报空袭警报的大锣，由罗马儿、郑狗儿鸣锣前导，杨正富高声疾呼：“一百军欺人太甚，大家团结起来，把他们赶出浦市去！”数百民众迅速集结，持枪、拿刀、扛锄头棍棒，见到穿黄军装的军官就打。一场混战下来，当场打死20多人，打伤40多人。

“浦市民变”震惊了国民党高层。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王耀武闻讯暴跳如雷，扬言“要血洗浦市”，但军风纪巡查团调查后发现，这完全是民众对军官暴行的自发反抗。杨正富在审讯中直言：“激于义愤，无人主使。”最终，事件以谈判妥协告终。当时有评论写道：“握有美式武器的军官训练总队，一下子叫湘西人给镇压住了。”

从1937年到1945年，泸溪的抗战岁月是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画卷。这里既是难民的后方避难所，又是国民党反共的前沿阵地；既有市井的虚假繁荣，又有民众的真实苦难；既有地下党的隐秘斗争，又有人民群众的公开反抗。

刁牧夫、殷廷禄、安玉昆、杨继源、程今吾、张凤山、杨正富……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以不同方式诠释了“抗争”的含义。地下党员们以书店、学校、医院、剧团为阵地，传播真理，唤醒民众；普通百姓则在忍无可忍时，用最原始的方式捍卫尊严。

泸溪抗战时期的革命斗争，虽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最终也未能重建巩固的党组织，但其意义不容忽视。它像暗夜中的灯塔，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湘西地区，顽强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芒；它培育了一批革命青年，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最重要的是，它让泸溪人民在实际行动中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抵抗外侮，争取尊严。

当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泸溪人民在欢庆之余，不时会想起那些在黑暗中点灯的人。他们的生命如流星般短暂，却划破了沉沉夜空，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这盏灯，从未真正熄灭，在不久后的解放战争中愈燃愈炽、愈照愈明。

三、解放序曲中的博弈与基石永固

1949年9月20日深夜，湘西的秋月照亮了崎岖的山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三六团一营分三路向泸溪县城秘密推进：一路沿江走大路，经石槽营、香炉山、岩龙头至暮江头，埋伏在城郊东北；一路从龙溪口上山往鸦公山穿长界上，下山至乱岩窝、大庙坳，隐蔽在城郊正北山脚；一路从鸦公山经梨子坪、蜂子岩、虎头寨、木桥溶到催龙庵处一亭子，扼守城北山头，居高临下，控制县城及对河车站一带。三支队伍如同三把利剑，在夜幕掩护下直指沉睡中的县城。

21日拂晓，在岩龙头农民向导的引路下，解放军悄然穿过冯家巷。此时的县城异常寂静，原盘踞在城里的守城敌军、省保安十四团团长石磐风闻解放军逼近泸溪，害怕其部被歼，早已于20日中午闻风而逃，而国民党县长刘英渠自知县城难保，带领随从11人及县府印鉴，仓皇向后山孝安乡逃走。解放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县城。

真正的战斗发生在城南公路。国民党暂九师参谋长陈靖熊和川湘公路护路总司令董仲篪正准备西逃，解放军的炮火突然降临。董仲篪起初以为是保安团乱开枪，直到炮弹在身边炸开才恍然大悟。这位肥胖的中将慌忙弃车跳进水沟，躲在一辆炸烂的汽车底下，最终被活捉。战斗至上午8时结束，解放军毙敌数十人，俘虏282人，缴获40多辆军用卡车及大量物资，代价是两名年轻战士永远长眠在这片他们刚刚解放的土地上。

当天下午，解放军乘胜追击，战船顺沅水直抵浦市。盘踞在此的匪首徐汉章早已闻风逃窜。至此，浦市实现解放。

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由于追歼白崇禧残部的任务紧迫，解放军仅在泸溪驻扎一天便开赴辰溪。这座刚刚解放的县城，意外地出现了政权真空。

9月25日，在解放军仅仅离开泸溪三天之后，一个神秘人物出现了。郭盖英，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暂一军团长，自称“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部湘西工作特派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与老同学周子才，原国民党中校代理团长，密谋策划了一场胆大包天的骗局。

9月26日，福音堂内聚集了百余人。郭盖英主持“泸溪县解放后第一次开展工作筹备大会”，成立了“泸溪县人民工作委员会”，自任主任。更荒唐的是，29日，他们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泸溪县党部”，将80余名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吸纳为“共产党员”。郭盖英亲自讲授“党课”，身着军装，腰挎手枪，招摇过市。

他们利用原《救国日报》资产创办《新泸溪报》，雕刻篆字大印，委任乡镇长，甚至接管了前县长刘英渠移交的县印、文卷。短短时间内，郭盖英、周子才集党、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专横跋扈，诈骗民财，贩卖鸦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假政权为了装点门面，也派人征粮支前、守护铁山河渡口和能滩吊桥——这些举动后来客观上为解放军西进提供了便利。

这场闹剧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间。1949年11月初，真正的共产党人终于到来。赵志钧率领的南下工作队第三中队38人，从辰溪出发，经沅陵三角坪，步行至铁山河渡口，再乘船于晚上9点抵达泸溪县城。

眼前的局面异常复杂：土匪猖獗，假政权盘踞，真伪难辨。赵志钧没有冒进，而是先派人员侦察，同时协助邻近的辰溪县开展工作，待情况基本掌握后，才借助二野大军西进的威慑，分批进入泸溪。

11月18日，中共泸溪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四一六团政委李光旭兼任县委书记，赵志钧任县长。第一号布告贴出：“奉湖南临时省政府令……委任赵志钧为县长。”

真假共产党之间的较量随即展开。

赵志钧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瓦解郭盖英的假政权。郭起初极为嚣张，死不甘心，在接管过程中与赵志钧分庭抗礼，声称自己是“二野的人”，拒绝交权、交枪、交印。

一天晚上，赵志钧设下计谋。他派王万保、安稚白等人以议事名义传唤郭盖英。议事厅两侧耳房埋伏着持枪人员。当郭盖英带着警卫员走进来时，赵志钧平静地说：“现在你的警卫员和你个人的手枪都没有必要了。”在无声的压力下，郭盖英无奈卸枪。11月30日，县人民政府通知郭去沅陵“学习”，实则将其控制。1950年11月，郭盖英、周子才因特务罪行被判处死刑。

在此期间，新政权对地方武装的接管与改造也可谓一波三折、充满风险。“泸溪县自卫总队”是泸溪县地方武装，由县长邓建黄于1948年组建，在“湘西事变”中曾被匪首徐汉章击溃，后改组为“川湘黔鄂边区纵队泸溪支队”，其指挥官杨元玑曾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过，经教育回乡，他了解共产党，也向往共产党，因此倾向于投诚。

1949年11月下旬，在二野派来的十几名干部的协助下，自卫总队改编为“泸溪县人民自卫总队”，赵志钧兼任总队长，但暗流仍在涌动。

副总队长周子才，心怀不满，暗中组建“密缉队”，勾结沅陵残匪在沅水抢劫船只。1950年元旦前夕，赵志钧发现三、四中队异常：士兵打绑腿、擦枪，分发了所有子弹，甚至拆除了驻地后墙。

危机一触即发。赵志钧紧急向军分区求援，同时请二野交警二团控制局面。元旦当晚，在军分区一个加强班的支援下，赵志钧召开各中队干部会议。会议室两侧厢房埋伏着武装人员，与会者有的敞开胸襟，有的裤腰插着双枪，气氛十分紧张。赵志钧力持镇定，宣读改编命令。杨元玑首先表示拥护，周子才被迫同意。会议开至凌晨，赵志钧巧妙安排夜餐，同时派人命令各中队到体育场集合，成功完成第二次改编。

然而叛乱仍未平息。1月6日深夜，原中队长杨齐伍父子带着30余人上山为匪。次日，周子才被捕，从其家中搜出私刻的解放军公章、两箩筐鸦片。这位曾经的“副总队长”最终与郭盖英一同伏法。

至1950年5月剿匪胜利，自卫队完成历史使命。杨元玑、符胜虎等骨干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续写了人生新篇章。

泸溪解放初期的政权博弈，浓缩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光明与黑暗交织，真诚与欺骗并存，忠诚与背叛较量。赵志钧和他的同志们展现的政治胆识与斗争艺术令人敬佩。他们在真伪难辨时保持清醒，在危机四伏时果敢决断，在复杂局面中把握分寸，特别是对起义武装的处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

当1950年的春天到来时，泸溪已经完成了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艰难过渡。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号角相继吹响，一系列深刻变革在这片土地上展开。

回首来时路，从1926年星火初燃的希冀与牺牲，到抗战岁月暗夜播火的坚守与破碎，直至1949年破晓新生的博弈与奠基，这23年，是理想被鲜血反复淬炼的23年，是组织在绝境中一次次重生的23年，是人民力量从觉醒到主宰的23年。这条路，蜿蜒曲折，洒满英烈热血，写满忠诚信仰。

而今天，俯瞰泸溪大地，沅水碧波荡漾，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人民生活安康幸福。当年志士们“替我们报仇的人就在后头”的呐喊，已化为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建设热潮与和平繁荣的盛世图景；当年地下党员在“战时书店”油灯下憧憬的光明未来，已成为我们触手可及的现实。

泸溪党组织的这部“坚守与再生”史诗，其伟大不仅在于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更在于她最终带领人民，用苦难铸就了坦途，用鲜血浇灌了繁花，用最初的星火，点亮了今日万家灯火的璀璨星河。

这，就是历史的答案，也是对所有前行者最崇高的告慰。征程未有穷期，而那最初的火种与精神，已融入山河，化作永恒，照耀着泸溪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谱写更加辉煌的现代化建设新篇章。